【十大网络赌博排行榜】有后生可畏部分法学家主张说像中华有极高劳动生产率拉长的国度,蒙代尔教师详细介绍了她在工学领域中研究的进度

【十大网络赌博排行榜】有后生可畏部分法学家主张说像中华有极高劳动生产率拉长的国度,蒙代尔教师详细介绍了她在工学领域中研究的进度

| 0 comments

正规赌博十大app排名 1

主讲人简介:

正规赌博十大app排名 2

  罗伯特·蒙代尔1932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1956年蒙代尔24岁时就以题为《论国际资金流向》的博士论文一举成名,荣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今他一直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此外,他还一直担任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顾问。

论题四 货币国际化的利益、风险与路径
–人民币将成为世界第三大货币吗?对话学者
黄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评论学者
陈雨露(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教授)

  蒙代尔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来自两个领域,一是经济稳定政策,二是最优货币区域理论。蒙代尔的经典代表著作包括《国际经济学》和论文《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等。1965年、1974年、1998年和2000年他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剑桥大学等著名学府讲学。1997年获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杰出人士奖。1998年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199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十大正规网赌网址 ,主持人:学经济学的同志都知道货币金融问题是宏观经济学当中最难绕过的一个难题,在我们进入货币金融王国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关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理论磐石,敲开这扇门只能靠思想之剑,我们有请两位大师的思想之剑,我们期待他们的智慧之光,首先请麦金农先生。  

  内容简介:

麦金农:

  一个靠借款完成学业的人,一个改变国际金融格局的人,一个被誉为经济预言家的人,一个对中国情有独钟的人,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因最早提出“最优货币区域理论”奠定欧元理论基础而被称为“欧元之父”的罗伯特.蒙代尔教授登上《百家讲坛》,回顾了他在一生所走过的历程,同时对我国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进行了探讨。蒙代尔教授1932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1956年蒙代尔24岁时就以题为《论国际资金流向》的博士论文一举成名,在本讲中,蒙代尔教授详细介绍了他在经济学领域中研究的历程。

首先非常感谢主持人,在昨天荣誉教授颁发典礼上我有这样的讲话,我觉得作为人民大学的荣誉教授最重要的职责是要不提出任何愚昧之词,我希望今天不会让大家失望。

网赌哪个平台安全正规 ,  他认为,艰苦的学习环境并不是阻碍人们成才的一个因素,要正确的认识和对待客观条件而把自己的兴趣放在首位。要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他讲了他的经历“我觉得我应该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完成我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考虑到我没有很多的钱,我就找到了三个教授,征求他们的建议。”“我找的这三位教授是我最喜欢的,问了他们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资金不充裕的情况下,我究竟应该在那里完成我的博士学业,他们也鼓励我去一个更好的地方,第一位是一个年轻的数理经济学家,他给我的建议是到一个能够给你提供很多奖学金的大学去,于是他建议我去康乃尔大学,第二位是系里的主任,也是个国际贸易专家,建议我说:到你最想去的地方,需要多少钱,就去借多少钱把个,第三位教授是个微观经济学家,告诉我,说你应该找到一个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然后跟她结婚,用她家的财富来帮助你完成你的学业,我听从了第二位教授的建议。”

今天的论题是中国的汇率政策以及人民币可兑换问题,今天上午已经很详细介绍了人民币处于经常性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不可兑换,中国的汇率政策这样成功可以说是有一定的货币基础的,可以说中国的货币总量无论狭义货币还是广义货币,数量增长很快,而名义汇率却可以保持不变,其他这些东亚国家我们看到只有日本一个特例以外,大多数国家采取的都钉住美元汇率.如果美国的政策更具有可行性,更负责的话,中国固定汇率会更有效。

  蒙代尔教授还对现在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固定汇率和弹性汇率两者本身并没有可比性;对于人民币是否要升值,他的结论是:人民币不要升值,不要贬值,不要浮动,也不要增加浮动幅度,保持现在的固有水平,人民币现在已经达到了均衡。

正规赌博十大app排名 ,我们看一个微观的原因使得我们8.28人民币对1美元的汇率是非常有效的,我们的资本项目是不可兑换的,这使得没有有效的外汇市场供外资进行外汇对冲,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宏观政策原因,使得我们固定汇率到现在为止非常成功,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迅速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它的平衡性的价格以及劳动生产率增长都是互相保持一致的,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说像中国有很高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国家,与美国和其它国家相比,它的汇率应该不断升值,名义汇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呈现出来工资增长与整体的价格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是保持一致的,基本都是10%左右,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中国和日本在五六十年代经历的经济现象差不多,他们有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并且工资增长水平和劳动率增长水平相一致。日本在这一阶段始终采用固定汇率制度,没有不均衡现象,中国也是同样的道理,没有不均衡的可能,也不需要在短期内升值它的汇率。

  《蒙代尔和他眼中的人民币汇率政策》 (全文)

中美双边贸易呈现的趋势是中国的出口一直大于进口,经常性项目处于盈余状态,中国对其他国家贸易的赤字现象,从多边贸易角度上看并没有贸易不平衡的现象,美国希望中国以及其它东亚国家货币升值,以降低美国的贸易赤字。很多国家的经济学家在谈这方面内容的时候,常常用这样的经济模型,就是弹性模型,很多中国经济学家对这个模型有了解。在国际经济学中学到弹性模式表明如果将货币升值的时候,出口的产品会相对比原来产品昂贵,也就是货币升值会使得国际收支出现盈余下降的情况。这个模型听起来让人觉得有道理,实际上是错的,特别是用在开放经济体的时候,我们这里没有机会给大家用很多公式推导证明我们刚才说的话,我们简单举个71年到95年日本的经济例子,日元对美元是360对1,95年是80对1,这是很大的汇率变化,日本对美国经常性项目盈余一点没有减少,正确观察这个问题的方法应该是这样的,东亚这些国家从总体上看是高储蓄状况,这体现出口大于进口,在美国储蓄的国家向高储蓄的国家借贷,出口小于进口的形势弥补储蓄不足的情况。所以说根本问题是美国储蓄不足,通过让人民币升值能不能改变这个问题,进出口中贸易不平衡的状况我看是不能的,我听说我们中国人民大学一半同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同学,对国际经济感兴趣,我提醒大家以后等老师介绍弹性模型的时候,注意这不一定是对的。  

十大网络赌博排行榜 ,  人们常常问我为什么会学习经济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如果说这一切有一个确切的日期,虽然我不很肯定存在这样一个日期,那就是二战之后,1949年的英镑贬值,你们现在也许很难想象这意味着什么,英镑在整个19世纪是世界经济市场上最强硬的货币,英镑的贬值可是一件大事,但是,问题是所有的媒体都不知道如何去解释这件事的意义究竟何在,我也请教过我的大学老师,问他们英镑贬值的原因和英国通过这一做法究竟可以获得什么,他们都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于是我发现我可以在这个还没有答案的领域做一些调查,或者研究,
长话短说,
通过之后十年到十五年我的研究,我发现并且逐渐的相信1949年英镑贬值是一个错误。我进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就开始涉猎经济学,第一年的学习内容,由于太广泛,经济学学习并没有对我有任何的触动,只是到了第二年之后,当学到了比较深的理论之后,才感觉到爱上了经济学这门学科,并下定决心把它作为一项毕生的职业,大学毕业以后,我向南部发展了,去了美国境内最近的一个大学,就是华盛顿大学,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很多的钱,华盛顿大学给我提供了奖学金,相当于助教的奖学金,在我那里渡过了毕业之后的第一年。

现在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最合适一个政策就是维持原来8.28中心汇率不变,在这个中心汇率周围保持一个1%到2%的区间,在这个区间内进行活动,我们看到在这个波动区间不会改变贸易平衡状况,通过增加波动区间使得其它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能够加入到现在的结汇市场之中来,当前我们看到的情况只有8.28
中心汇率,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在做结汇工作。现在使用这个固定政策是为了维持只有8.28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没有波动区间,这个情况下没有给金融市场参与者任何可盈利的机会,所有结汇任务都落在中国人民银行身上,我建议我们保持8.28的中心汇率不变,同时扩大波动的范围。

正规十大娱乐网站网上十大正规赌网址大全 ,  我去的是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院,顺便要说的是,那是所非常好的学校,现在西雅图的研究生院也很棒,当时,那里有一位很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他当时是经济学史的助教,后来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也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我还是觉得这里不应该是我最终完成我的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地方,考虑到我没有很多的钱,我就找到了三个教授,征求他们的建议,而三位的教授的建议,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致
1999年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的时候,在五千人的颁奖宴会上,我就决定把这个经历告诉大家,我今天也想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我找的这三位教授是我最喜欢的,问了他们同一个问题,就是在资金不充裕的情况下,我究竟应该选择哪里完成我的博士学业,他们也鼓励我去一个更好的地方,第一位是一个年轻的数理经济学家,同样来自加拿大,他给我的建议是到一个能够给你提供最高额奖学金的大学去,他还说如果我愿意,他可以为我在康乃尔大学谋得一份奖学金,第二位是当时的系主任,也是个国际贸易专家,他建议我说:到你最想去的地方,需要多少钱,就去借多少钱,第三位教授是个卓越的微观经济学家,他师从凯恩斯的弟子劳里塔西思,他告诉我,你应该找一个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然后跟她结婚,用她家的财富来帮助你完成你的学业,我呢,听从了第二位教授的建议,去了一所我想去的大学,就是麻省理工学院,但是这并不是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关键的是后来我发现这三位教授就是按照他们各自给我的建议安排自己的人生的。

我跟今天上午蒙代尔教授唯一不同之处,我认为04年中国经济是有过热的情况,他认为没有。我认为经济过热的现象是存在的,中国04年经济过热我觉得是美国造成的,是华盛顿的政策造成的,我认为这个美国政策是造成中国经济过热的原因,为什么我这么认为,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把短期的银行借贷利率始终维持在1%这一很低的水平上,这个水平已经维持很长时间了。这样一种过于放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全世界基本商品价格增长都十分快,去年和今年达到
30%,这样的现象促成了中国现在经济过热的现象。

  那第一位教授正是从康乃尔大学拿了奖学金,第二位教授去了哈佛大学,这所他认为最好的学校,通过借钱完成了学业,第三位教授呢,和一位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结了婚,我特别要告诉大家的是,那个女孩是个中国姑娘!当时在1999年,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上,我带着我两岁的儿子出席,顺便要说的是,我的演讲是20世纪诺贝尔奖的最后一个演讲,因为经济学奖是诺贝尔颁奖仪式的最后一个奖项,所以我的演讲也是上个世纪末最后一个诺贝尔奖演讲,当时我讲了这个故事,并说我不会让我的后代照着我的人生道路走下去,而是希望并且建议他,走一条自己的路。

中国和美国两个经济体最大的不同实际上是这样的,中国很大一部分市场集中在消费品上面,消费品市场中农业产品占整体经济中的比例很大,同时工业产品的需求增长反映中国经济增长很快,这一点可以造成在美元本位制的情况下,中国在美国的较松的货币政策的影响下,它的价格受到的影响甚至比在美国国内感觉影响还要大。实际上美国应该让利率上升,这是美国利益之所在,我们希望他们很快认识到这一点。另外一个华盛顿做出来的错误决策是下面的内容,去年10月份的时候,美国财长斯诺曾经访华,我作为斯坦福的教授也来到中国,他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改变人民币的汇率,让人民币升值,这个政策也是不对的。因为美国这样一个很宽松的汇率政策,以及他对其他货币政策的干预,这使得中国内部一些持有美元资产的个人,过去一两年中大量释放出他们手中的持有的美元资产,然后同时境外投资者也做了类似的动作,还有央行积累了很多资本,把美元大量抛到市场上造成的结果,他们要受到市场的影响,有可能游资进入中国,在放贷问题上也有很大压力。中国在银行方面还可以做的另外一个举措就是提高它的基本法定准备金率,帮助冲销外资通过外汇市场流入对中国市场的影响,目前是7.5%,还有一定的空间可以提高,另外维持银行系统之中零售利率,还有一个可能,央行是否可以提高再贴现利率。我们看到由于外汇市场上的巨大压力,央行大量留资是经常见的,政府受到很大的压力,干预外汇市场使得本币升值。这样的现象我称为”受挫的美德”,这样描述东亚国家面临的现象,这样高储蓄的特质,这样所谓的特质实际上在19
世纪的时候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另外一部分是受挫和两难的举动,之所以这样讲是一方面如果在这样情况下升值货币,当然会失去国际货币竞争力,失去贸易和商业的竞争力,在美国强大的压力下他可能对你进行贸易制裁。翻译告诉我很难翻译”美德悖论”,或者”受挫的美德”,直接的字面翻译不是很有效,我们退一步采用更直观的翻译,”高储蓄的两难”。

  正像一首歌中唱的,那首歌是一个叫保罗兰科的加拿大人写的,我爱过,笑过,哭过,我饱尝过失败的滋味,但当泪水褪去,我发现这一切原来这么有趣,想想看,我做过的一切不是,不,不是的,我是以自己的方式生活过的。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给大家看幻灯介绍,大概介绍一下现在贸易呈现发展势头的情况,首先在东亚各国内部他们进出口增长是非常迅猛的,他们跟六十年代西欧相比,可以说现在我们看到东亚的出口比进口发展速度快很多,我认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保持汇率稳定,我觉得很有可能让所有东亚国家联合起来维持一个在汇率方面的平衡,在这样一个联盟下合作。比较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不同的汇率政策可以看出来,日本政府纵然有央行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大规模的干预,但日元对美元汇率仍在上上下下波动,另外一方面中国汇率政策一直比较稳定,人民币对美元一直保持在8.28这样的一个水平上,所以在我与日本同事一起写的一本书《美元和日元》中,我提出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做出以下的决策,在汇率政策中选择某一个水平,比如说120日元兑1美元的汇率水平,不管是不是在这样一个水平或者其它水平上面定下来就不要动了。对东亚经济可以考虑这样在汇率政策方面的联盟,他们达到这样一个协议,一起相对美元提高一定百分比的汇率,保持相对之间的汇率稳定。  

  我选择麻省理工大学,是因为当时那里有一批顶尖的经济学教授,例如
保罗塞缪森, 罗伯特索罗
都在那里,是研究经济学理论学最好的地方,我也是在那里得到的博士学位。但是我在那里只呆了一年,因为之后的一年,我拿到了一份给加拿大人设立的奖学金,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56年我从麻省理工学院拿了经济学博士,第二年,我有了一年继续学习的机会,就是去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后学业,所以,在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去了三个伟大的学校,MIT,伦敦经济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在这些地方完成了我的主要学业,这三四十年以来,我选择的经济学研究课题,开始于古典贸易理论,我喜欢这个领域,也写过关于这个方面的数理论文和政策性文章,然后转向了“最优货币区理论”,这是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所关注的一个方面。

我提出这个建议可以解决的问题就是东亚经济可以使他们隔离美国内部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我还要提出另外一个新的挑战,这个问题就是说在东亚地区内部如何用哪一个货币或者产生新的货币来成为这地区货币中的基准呢。各个国家的财长需要好好谈一下,开一个会研究一下到底找哪个货币做该地区的货币基准,很有可能在这样的会议上得出某一个结论,用日元或者人民币作为基准货币,这样的结论从政治上看可行,但是会带来一定的问题,就是说由于日元一直以来相对美元不断升值,日本国内有通货紧缩的情况,这样使得在90年代以来日元的利率一直在零左右波动,在接近零的范围之内把它成为流动性陷阱,日本的经济被陷在这个陷阱里很久了,我们不希望东亚地区国家用它作为货币的基准,然后进入这样类似的情况之中,04年日本经济出现起色,有可能是中国的帮助的原因,它已经逐渐脱离了通货紧缩的情况,在中国持续的人民币资本项目不可兑换前提下,最重要的是现在还要发展内部的债券市场,这样才能为未来人民币在国际化舞台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过程提供基础。总之,我们不希望出现类似于美国的政策失败和大规模通货膨胀情况。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美国财长斯诺访华劝告中国政府,希望中国能够在汇率政策上面采取更灵活的政策,这样的建议实际上就是让人民币大规模升值,这两种政策建议都是对中国不利的。  

  接下来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式的研究,我有六篇论文,都是关于这个理论的,然后是货币理论,供给理论和经济政策,所谓经济政策就是什么样才是一种理想的政策,以及它是如何运转的,我所喜欢的是经济学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如何把这些理论转变为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分析家们手中有用的工具,所以,我在这个方面,是一个政策偏好的人,如何把纯粹的理论应用到实际中,如何把纯粹的理论应用到实际中,这里我只想简要的列举五个方面。

所以我建议,如果有可能的话,中国应当组成一个高规模的代表团同金人庆部长一同前往华盛顿,告诫华府说我们有几项内容希望美国也配合中国,首先跟格林斯潘讲美国利率要提高,短期的银行利率要提高,不能维持在1%的水平上,另外一点跟美国的财长和商务部长说,不要继续压迫我们升值人民币了。

  第一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组合,第二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第三是欧元的产生,第四是供给学理论,第五是我现在所正在研究的,即全球货币问题,至于谈到我事实上对经济政策的贡献究竟是什么,我想可能主要在三个方面。

鉴于主席还没有跟我讲时间到我继续说两句,我认为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跟七十年代很多经济体面临的挑战是非常相近的,当时美国的内部政策和现在的政策在很多方面很接近,一方面有着一定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它正在打一场经费不足的战争,这样1970年的时候美国政府对其它欧洲国家和日本施压,迫使他们的货币相对美元升值,美元大幅度贬值,德国马克相对美元升值,虽然汇率政策有变化,但美国仍然保持原来的货币政策没有改变,还是放松的,造成70年代整个十年都是非常动荡不安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一直困扰着美国。如果中国政府可能派出高级代表团到华府,给他们提到我刚才讲的东西是有警示作用的。

  第一是19世纪60年代,当我来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时候,一场与刚刚执政的约翰肯尼迪政府之间的重要的争论正在进行,这个争议就是究竟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才符合当时美国所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制度。美国商会认为,要加强货币供给的控制,制定平衡的财政预算,这种预算是固定的。

主持人:今天上午演讲的蒙代尔教授,和刚才的麦金农教授都是黄达老师的朋友。下面我们就有请黄达教授演讲。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者,认为,应该降低利率,以促进经济增长,刺激投资,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充分的预算,以防止通货膨胀的爆发。

黄达:两位教授都分析人民币的问题,应该说对我们非常有启发,对于中国人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代表不了整个中国人,只是说说中国教师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人民币的风云聚会”,中国人对这四个字不难理解。

  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既应该降低利率,又应该减少财政预算,增加支出。这三种不同的观点三种不同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可能性组合,我发现,这三种不同的观点,这三种不同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可能性组合,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政策应该是第四种,前面没有提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结合,就是紧缩的货币来保证一国国际收支的平衡和汇率的稳定,然后通过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

第一个问题,我想讲一讲人民币它面对的大的形势,这个形势就是它面对着一条绝非平坦的道路,改革26年,现在处在这样一个阶段,就是中国是不是能够得到世界上的承认,承认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市场经济,或者是培育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正如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成为联合国一员,承认中国的合法地位不可逆转一样,它也是一个时间问题,国际舞台开辟了一条非常宽阔的道路,但是这个道路绝对不是我们能享受诗情画意的,中国和世界也有摩擦,民族的、宗教的、历史的、文化的包括经济本身的发展速度的取向,再加上100年来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些问题必然会造就中国和周围世界还存在摩擦甚至严厉的摩擦和严厉的对抗,人民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发展,所以是在摩擦中协调,在摩擦中寻求合作,这就是人民币前进的道路。  

  肯尼迪政府执政第一年的经济政策失败后,总统先生在他上台后第二年决定采用我的建议,这就是1964年美国大减税的基础,正是这个政策组合保证了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整个六十年代美国经济长期而强劲的增长和扩展。

第二个问题人民币日益被世人关注。人民币1948年年底发行的,当时在国外对人民币也可能有人关注,那也不过是关注中国特殊的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通货膨胀怎么治理问题,以后是研究中国的隐性的通货膨胀。改革以后对人民币重点关心了,促成1994年的我们对外汇提出改革,同时WTO和IMF关注中国的经常项目下什么时候实行可兑换,大家知道96年我们提前四年实现了经常项下可兑换的允诺。在这一段时间即使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对人民币关注不过是国际的一些经济组织和专业领域,真正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这里面大概三个问题,一个关于汇率问题,一个是完全可兑换问题,第三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的地位,应该说东南亚促使世界对人民币加强关注了,根本原因在于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成为在世界经济大周转中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20世纪70年代,旧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当时的问题就在于美元成为了一种关键货币,之后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而美元在理论上可以兑换为黄金的,因为二战之后的通货膨胀,黄金的价值是被低估的,黄金变得稀缺,所以在1971年美国政府取消了美元与黄金自由兑换,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崩溃,由于政治上的不统一,所以重返这一体系变得不大可能,浮动汇率制并不是大多数国家所希望的,浮动汇率制是强加给某些国家的,因为当时世界的主要力量在重新建立国际货币体系上,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欧洲人说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种国际货币体系,而是一种欧洲货币体系,并且他们的行动非常快,我的关于“最优货币区理论”让人们在这方面开始思考,1969年的时候,我起草了第一个正式的欧洲货币计划,其中的一些要点后来得到了实现。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帮助美国经济在60年代实现扩张,第二个贡献是帮助了欧元的诞生,部分的消除了那里的浮动汇率制,第三个贡献是供给学派理论,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关于税率的某些问题,当时美国税率突然大幅提高,19世纪的美国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最高法院裁定所得税的征收是违反美国宪法的。

第三问题是汇率问题,持续增长的压力,这个压力从改革开放以后就存在了。94年汇率体制改革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个一般人知道很少),98年起东南亚金融危机变成一个长期态势的时候,出现人民币贬值的压力,这不只来自国际,也有国内的压力。而刚刚进入新世纪,贬值的压力还有声音,这时候突然之间又转为升值的压力,这个压力应该说主要是来自国外,这个压力跟过去的压力非常不同的就是它成了实实在在政治的外交体,压力是不断的,但是对这个问题我总感觉到在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下,汇率的压力,就像是国际经济气侯中的阴晴冷暖,对此不要被人吓唬,也不要吓唬自己,应该以平常心,也要慎重对待。中国对待这个问题有各式各样的提法,稳定合理均衡,在实际上对中国有利,对国际也有利。对于人民币钉住美元,中国的官方提法没有提过,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坚持的是单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第二这是我们创造的计划,没有这样具体的计划,就是说针对一定的具体时段,对于汇率做具体的处置,现在就是跟美元挂钩。对于汇率的掌握幅度不等于我不可以把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万分之十几二十几三十几,也有人主张万分之一百,同时目标钉住美元,也可以钉住除了美元以外的欧元,这样进行处置是我们中国自己应该拥有的一个权力。这里我也讲讲从长远看人民币的升值是必然的。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购买力评价和人均收入,这之间有几倍差距必须逐步缩小,有一个极其特殊的情况,经济越发展,老头老太太说货币不值钱,货币不值钱,但是货币对外比价越来越高。如果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会升高,如何释放这个压力需要把我们短期和长期的政策统一起来。  

  就在二战之前,这项法规失去法律效力,一战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只有3%的水平,但是从一战开始所得税率急速上升,达到60%的水平,之后又下降,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下降到25%的水平,接下来是大萧条时期,个人所得税又上升到60%的水平,二战时期最高达到92.5%的水平,二战之后税率又下降,到八十年代卡特政府时期,单是联邦政府征收的最高税率就达到70%,这给经济带来了很多问题,特别是随着税率的级级上升和通货膨胀的爆发,因为通货膨胀相当于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水平,总的来说美国此时需要对其税收系统进行彻底的改革。

第四个问题是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的问题。实际上资本项下有很多项目已经可兑换了,说简单点就是说什么时候允许国际短期游资,自由输出入这是最关键性的标志。现在股市汇率都有一定的炒作空间,这里有风险,完全可兑换必然包含危险。蕴含危险并不代表说风险,风险的危机是可以防范的,可能防范并不可能保证危机不可爆发,在世界最先进的市场里面,有哪个国家保证不发生金融危机,没有什么黑色星期一星期五。只要一个经济体有活力,就会受到金融风暴的袭击,过后会显示出勃勃生机。风险怎么样,研究风险管理,化解风险的课题,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我们制定政策很难有一个理论根据。我们今天的题目中有一个叫国际化的利益,一个市场经济,是不是实行完全可兑换,取决于本国利益和国际利益的平衡,一个完全可兑换货币,就是一个构件,一个市场经济的构件。就像我们现在房子必须装水暖燃气,不管投资多少必须要有这个,没有这个不够现代入住的条件,但问题在于选择时机,这就是一个决策艺术。我们真正要决定的是何时登上完全可兑换的国际舞台,明确如何自我防卫。在这个游戏场里面,跳高和拳击可以同台献艺,我们不是强国,我们要有自我防卫的手段,保留自我防卫的条件,怎么防卫是另外一个问题,不是我能解决的。  

  八十年代的政府对税率进行了改革,采取了大幅度的减税措施,至1989年里根总统离任时,联邦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水平已由70%下降到28%,公司所得税由48%下降到24%,这些减税措施使美国拥有现今主要的大型经济体中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美国经济在六七十年代表现并不抢眼,而此时美国经济有了一个突然的飞跃,作为一个大型的发达经济体它开始有了快速的增长,八十年代供给学派革命主要起源于我的思想,和阿瑟˙拉弗的思想,还有其他一些人将这些思想运用于实践,使美国在那个时期生产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

第五个问题是人民币在国际体系地位。中国经济保持现在的发展态势,必将支持人民币进入国际重要货币的俱乐部。走向国际重要货币俱乐部,是一个好事,同时也承担国际的责任,更多要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要考虑我们对政策和周边国家和整个全球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摩擦,有哪些是可以多赢双赢,有哪些是摩擦,同时更积极进行协调和合作。这里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亚洲地区货币,今天有好几位教授谈到了,亚洲地区的货币在国际协调和合作方面我认为会逐步增加。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开了一些会,都表达了这样的意向,这是必然的趋势,过程不可能快速而顺畅。至于欧元模式,我对欧元模式信心不大,从远处说我们亚洲和欧洲很不同,欧洲王室可以互相通婚,把外国人请到自己那里当皇上,在亚洲大家想一想我们这几个国家,日本、中国、印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这是历史传统,还有一个欧洲欧元我查了查,欧元酝酿过程哪个货币当盟主,这个问题不清楚,就出了一个欧元,到了亚洲,就是谁当盟主,日元当盟主还是人民币。日本的学界和理论界认为日本当盟主的有不少,也有反对的,中国赞成人民币当盟主也不少,在亚洲会议上要谈盟主的问题,触及这个问题这个议案就会被搁置,所以这个问题亚洲的合作,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没有想通,我总不赞成大家总想自己是”老几”。所以我说人民币会进入国际重要的货币俱乐部,俱乐部里面就两位,还是有第三位,第四位,这值得考虑,不赞成追求老几作为政策目标。当然我们现在强调国际化的进程的确使人民币作为国际重要货币的客观结果,在可以触摸之际应该有思想准备,应当及时有相应的对策。最后是乐观前瞻,进入国际货币体系的人民币,它的完全融入进程是可以大体预测的(不是我们中国人包括全世界可以预测)。它与其它的通货关系特别是比价关系会经常处于摩擦矛盾局部对抗之中,这是常态,不要过分大惊小怪,但这些摩擦矛盾对抗有可能成为人民币前进中的障碍。撑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有很多教授论证了),我感觉最根本的内在的在于我们民族两个世纪以来,经过两个世纪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整个民族的自我重新定位和自信的建立。这个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一时我也说不清楚,但我感觉这确实可能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最后通过不断缓解摩擦,克服摩擦,应对压力转化压力,通过这样的不懈努力人民币必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国际的经济合作,为便利各民族的交往和相互理解作出贡献,谢谢。  

  最后一点是关于我们刚才谈到的全球货币和国际货币体系,现在大家想象一下,你是一个从外星来到地球的人,并打算参观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那么,关于国际货币体系,你注意到的第一个问题会是什么,你说的第一件事会是大家应该使用同样一种货币,如果他们想相互之间频繁地进行贸易的话,你不会想有几百种不同的货币,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194个成员国,世界上可能有两百多种货币,想象一下,我们会拥有多少种汇率,这对于国际贸易没有任何好处,但如果大家都使用同一种货币,这将比有两百种货币发挥更大的作用,现行的货币体系效率极为低下,当然现在采用这种方法可能性不太大,目前我们不可能使用同一种货币,但有两种方法可以使我们享受到一部分的好处。

提问:你提到现在老师向学生讲弹性模型可能是错误的,你认为在开放经济体我们应该怎么理解现有的弹性模型,简单叙述一下可以了,谢谢,中国在运用弹性模型中我们应考虑哪些问题?  麦金农:我很高兴刚才你问这个问题,弹性模型我不喜欢,对于美元与日元,我们大量谈到美国和日本在70年代经济冲突,有两个理论模型,一个是封闭的经济体,在这个经济体中我们证明说弹性模型结论是适用的,另外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第二个模型则证明说弹性模型是不适用的。大概意思介绍一下,从70年代到
80年代日本都是受到美国强大压力,把日元不断升值,在这之后造成一系列的现象。首先日元的升值显然使日本出口下降,出口比进口相对昂贵,出口减少,但是总体上又有对经济的压抑作用,所以日本人有专门的名词,管这样的现象叫做过高估值的日元或者升值的日元造成经济萎缩现象,我的结论就是在非常开放的经济体下,日本这样一个经济体制中,它的汇率的变化会引起出口和进口的变化,出口和进口哪个多哪个少贸易平衡是什么样子是不可预测的。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问题,跟我的博士生乔红商量。  

  一种是除了各自的货币外,大家都使用一种公共货币,这将是国际货币领域一种融合的形式,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另一种方法是在各地采用欧洲的做法,欧洲有一个单一货币区,亚洲有一个亚洲货币区,并不是说亚洲只使用一种货币,而是在自身货币之外,所有国家都使用一种货币,我相信,亚洲的两个主要国家,日本和中国正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不知道完全建立这种制度是否可能,但往这个方向前进几步是可能的。

主持人:越来越多的国际经济学家关注中国经济成长的成功模式,我们希望两种模式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对阵。今天我们看到两位货币金融学家空间的一致,一方面麦金农教授的横贯东西作为西方的金融学家对于中国经济和货币问题的深刻理解和关注,以及热情的支持,另外一方面是黄达教授纵贯历史,用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迎接人民币成为国际强币的征程上要保持冷静,保持策略,当然要保持信心,所以最后我想应该感谢韦钰部长讲的,她让我们知道什么叫有智慧的高人,谢谢两位先生。 

  我们会有觉得需要一种全球性货币的时候,这并不只是经济学家们想出来的主意,二战即将结束之时,主要大国在美国布雷顿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
位于新罕布夏州,建立了接下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主要的关于战后货币体系的计划都提出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货币。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双方都没有同意对方的方案,结果两者都没有采用,后来到了八十年代,为了弥补
森林体系的漏洞,尝试采用特别提款权,这与原来计划类似,但实行起来不是特别有效,不管怎样,我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十分要紧的,不进行改革
将对世界经济繁荣的造成极大威胁,我把亚洲金融危机归于日元对美元汇率的不稳定,至于那些正处于转型过程中国家的问题,我也认为是他们汇率的波动所造成的,这是我们接下来所要担心的问题,我会谈到处理它们的不同方法。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人民币汇率问题,要讲的是颇有争议的汇率问题,我会谈到四点。第一点,有人经常会问,固定汇率与弹性汇率那个更好,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问的就不对,自相矛盾,因为固定汇率和弹性汇率两者本身不可比,固定汇率是一种货币规定,它使一国的通货膨胀率与它钉住国家或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一致,虽然数量上不是完全一样,但也大体相似,假设墨西哥货币钉住美元的话,墨西哥就会有大体和美国一样的通胀率,如果加拿大元钉住美元的话,也会有和美国类似的通胀率,所以固定汇率是一种货币规定,但是弹性汇率不是一种货币规定,它是取消货币规定,如果你想拥有同等程度的货币稳定的话,在货币规定与取消货币规定之间,你根本无法加以比较,所以合适的选择不是比较固定汇率和弹性汇率,而是在货币钉住汇率与通货膨胀目标制汇率之间进行比较,或与以货币供给为目标的汇率制度进行比较,这才是相匹配的选择,我总是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各国实行弹性汇率制,但是这并非好事,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他们说不要采用固定汇率货币政策,而是采用其他货币政策,比如通货膨胀目标制汇率,或货币供给目标制汇率,这才是理性的选择,而有些国家认为,如果我们采用弹性汇率制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预算赤字,货币供给和其他类似的问题,因为汇率能给我们带来国际收支平衡,而这种情形只有在放弃货币稳定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因为这个,所有转型国家不管在中欧,还是东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世界经合组织,世界银行这四家国际组织的影响下,毫无例外的实行了弹性汇率制,最后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因为它们放弃了它们货币政策的支柱,而没有及时创造另外一个支柱,如果我的任何一个学生,提出我们不要固定汇率制,而是要实行弹性汇率制,我会给他们不及格,因为这个很不好;如果他们说选择一个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汇率,或货币供给目标制的汇率制度,我会给他一个A+,不管他们是否正确,至少他们做出的是一个确实与经济学相关的选择。

  现在我们来谈谈一个重要问题:人民币是否要升值。首先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国际社会经常讨论的话题,美国前财政部长奥尼尔几年前就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最近美国新财政部长询问美国参议院:人民币是否要升值?美国的参议院有时候也会谈论汇率问题。最近日本也就相关的问题提出了两个议案,首先是有人提出中国在输出通货紧缩,在巴黎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日本财政部长再次强烈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因为中国正在出口通货紧缩,现在基本上有两种观点支持这个论调,其一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很快,可以说中国国际收支顺差,也可以说中国贸易出现很大的顺差,这两个理由可以当作人民币升值的部分原因,对于持有贸易顺差国货币升值、贸易逆差国货币贬值观点的人,这种观点可以成立,但是你以这种标准衡量美国的话,你可以发现并非这种情形。

  美国在整个90年代一直保有最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也就是在这段时期,美国财政部长一直支持强势美元,尽管美国的贸易项目和经常项目出现很大的逆差,很明显,贸易顺差不是升值的理由,外汇储备增加、国际收支顺差,有时也用来支持货币升值,但在这里,这并非一个好的证据,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国是否增加外汇储备,许多大国不得不积累很庞大的外汇储备。但是,当他们实际获得的储备比他们想要获得的储备多时,就产生了不均衡,如果他们想获得外汇储备,那这不是不均衡的状态;如果他们不想增加储备而被迫增加,形成出于本意的多余储备,这样支持财政政策变化以消除多余盈余的言论才成立。升值可能是其中一项措施,但还有很多其他的措施更为有效。

  在这儿我想列举一下货币升值的弊端,首先我觉得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当一种货币未实现完全可兑换时,升值没有任何好处,中国长期的目标当然是实现资本项目向人民币可兑换,如同现在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长期来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但不管在任何国家,在货币还未实现完全可兑换时,升值反而会阻碍这个目标的实现。

  当然,我们所作的第一件事应该是逐步放松外汇管制,而非改变其汇率,这更加有益,放松管制应该是一个逐步的和缓慢的过程。第二,货币升值会导致通货紧缩,降低国内物价水平,加剧国内通货紧缩。中国物价现已达到均衡,价格水平保持平稳,虽然去年有很轻微的通货紧缩,大约占1%的水平.你当然会说,鉴于美元去年贬值15%,如果人民币钉住美元,中国来年将不会出现通货紧缩,不管怎样,如果货币升值的话,会导致通货紧缩进一步恶化。

  第三,国外直接投资与汇率密切相关,最好的证据是从1995年开始美元与日元汇率的变化,在1985年一美元兑换150日元,十年之后只能兑换78日元,水平降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日元相对美元升值了三倍,这对于日本是灾难性的结果,导致许多公司破产,银行业产生大量不良资产。但我想指出的是发生在1995年4月之后的事情。当时一美元兑换78日元,而从1995年4月开始直到1998年6月,亚洲金融危机的酝酿时期,美元汇率直线上升,一美元可以兑换140日元,从78日元到140日元,日元贬值很厉害,导致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急剧减少,那些钉住美元国家的货币相对日元升值,陷入很大的困境,最后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所以如果人民币升值,我虽不知道确切数字,但中国将失去五百亿外国投资中的很大一部分,外加未来的可能的外国投资。这些外国投资对中国相当重要,中国在世界经济普遍下滑、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停滞不前时,能幸免遇难,成为世界上惟一一个保持持续增长的经济体。但人民币升值将切断这些国外直接投资,相当于亲手杀死这只会下金蛋的鹅。货币升值将直接减少企业利润,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货币升值增加所有出口产品的成本,减少出口,失业率上升,同时货币升值永远导致加重预算赤字。人民币升值的话也会如此。

  最后一点,货币升值增加未来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因为如果人们相信短期内人民币会升值的话,由于人民币的非完全可兑换性,他们会认为,从长期来说,将导致汇率下降。
我认为,这样一来,
那些认为人民币钉住美元是对货币政策的一个有利支持的人们
会认为,中国在保护它的邮政储蓄体系,这些邮政储蓄对于中国的高度增长非常重要。打破对这样一个货币政策支柱的信心,将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许多国家都曾经历过过大量资本流入的情形,相对于美元它们的货币暂时呈现强势,比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于是将其货币相对于美元升值。加拿大元在七十年代升值,当时一加元相当于92.5美分,加拿大资本大量流入,汇率再次实现浮动,1974年一加元相当于1.7美元水平,现在加元又下降,一加元只能兑换0.63美元。澳大利亚的例子更夸张,他们觉得七十年代美国出现了通胀,所以澳元相对于美国要升值,他们于是决定将澳元升值,但过了一两年,澳元就开始贬值,现在一澳元,从七十年代的1.5美元水平,到现在的60美分,下降超过50%的水平,几乎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这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中国决定放弃作为货币政策支柱的固定汇率制,局面可能失控,将对货币政策产生不利的影响。我认为可以比较一下这段时期日本的经历,战后日本经历了高速发展的鼎盛时期,主要是从1955到1971年,除了后来中国的经济,这种高速增长以前从未有过,从1955年到1971年日本以9%的增长率持续增长了16年,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出现后来日本人所谓的“突然的经济危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日本和中国现在的处境有些相似,当时国际社会也有类似的大量的讨论:日元是否要升值,日元是否要实行弹性汇率。日本政府当时所做的决定是日元汇率不实行浮动,之前的货币政策是成功的,而他们将继续保持这一货币政策,接下来日本经济持续增长了五年,直到1971年他们采用浮动汇率制。接下来的十年日本经济开始变糟,对日本来说,这是日本历史上最糟糕的十年,在八十年代,日本采用了弹性汇率制。

  尽管日本实行了弹性汇率制,但日本并未受到保护,在1985年,一美元可兑换150日元,但是五国首脑大会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他们的意思就是要求日本对其日元加以升值。日本照着做了。但是突然之间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对日本来说,让货币升值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但是奇怪的事发生了,日本当时甚至准备好了油价上升的准备,但油价突然下跌,原本预计油价会上升到50美元,当时却跌到了一桶十美元,日本是对油价变化最为敏感的国家,这次油价变化,使得日元迅速升值,其趋势无法阻止,而美元则在1995年下降到一美元兑78日元的水平,这一相当于给日本银行业宣布了死刑。我没有在这里描述所有类似的例子,但想象一下,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话,会对中国银行业内的不良资产造成多大影响,所有这些不良资产积存下来,这些贷款情况恶化。所以人民币不宜升值,我希望中国别在这方面走得太远,因为没有任何经济理论支持,在保持总体的良好的经济平衡的时候,人民币升值会对中国有好处,或对世界其他国家有好处,当然也不会对美国的逆差有任何帮助,也无法解决日本的问题,日本要自己解决自己通货紧缩的问题,人民币升值也会损害周边国家也就是东南亚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今天的结论是:人民币不要升值,不要贬值,不要浮动,也不要增加浮动幅度,保持现在的固有水平,人民币现在已经达到了均衡。非常感谢!(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