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央高层对经济增速放缓的看法,今天讨论的题目是就业、通货膨胀和可持续经济增长

针对中央高层对经济增速放缓的看法,今天讨论的题目是就业、通货膨胀和可持续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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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采访时,知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表示,“李克强经济学”的真正核心理念应是政府向市场放权,通过释放制度改革红利来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和逐步完成结构调整与转型,而非外界所称的主动调低经济增速,以所谓短期阵痛换取长期益处。他还认为,要避免中国经济的硬着陆风险,需实现三个方面的回归:政府退出产业规划,回归市场;降低资金成本,回归实体经济;鼓励出口,回归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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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下滑后果严重

论题二 就业、通货膨胀与可持续经济增长–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吗?对话学者
厉以宁(北京大学教授)埃德蒙德·菲尔普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评论学者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中国经贸聚焦》:针对中央高层对经济增速放缓的看法,特别是前段时间未救银行钱荒的做法等,巴克莱资本总结了李克强经济学的三大支柱,即不出台刺激政策、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对于李克强经济学或者中央经济政策取向,您是怎么看的?

主持人:上午好,非常荣幸主持这个阶段,今天讨论的题目是就业、通货膨胀和可持续经济增长,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是个非常大的概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是一个很短讨论所能说得清楚的,我们两位嘉宾也是为了节约时间,因为有介绍,所以我不想多说,他们是国内外顶尖的经济学家,他们对此问题有很好的看法。就业和通货膨胀在很长时间同时被讨论,上世纪60年代末菲利普斯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后来它成为宏观经济学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讨论的路径基本上沿着这个路线展开,讨论菲利普斯曲线在不同国家使用的情况和它的现状,著名的货币主义者认为它在长期是垂直的,短期可能向右上方倾斜,这样的问题是作为一对问题提出来的。中国也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今天请到的两位教授曾经就上世纪90年代是就业优先还是通货膨胀优先提出过很多著名的观点,而且和我们学界甚至是政府官员有过比较有价值的争论。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这两个问题似乎不再那么被频繁放在一起讨论,有很多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可以举例,比如说新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再比如说全球化,使很多问题是全球的问题了。再比如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席卷全球经济的体制改革,首先中国,然后苏联普遍走向市场经济,还有发达国家放松管制体制。今天中国问题不是简单说就业还是通货膨胀的问题了,比如说通货膨胀大家看法很不一样的,以及菲尔普斯都有很不一样的看法,重要的是最近两个月以来我们国家物价出现了一些很微妙的变化,对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再比如说就业,中国的就业概念一定是和西方不相同的,中国有庞大到8亿人的农村人口,在这种压力下讨论中国就业和失业的问题肯定不能简单化。我们两位教授有精彩的看法。再一个问题叫可持续经济增长,根据我的有限所知,如果说西方的经济学是主流经济学的话,这个概念似乎在其中的位置并不显赫,主流经济学并不拿特别多的智慧去讨论可持续增长的问题,这是一个相当中国化的一个东西,我们知道经济增长迄今为止有一些变化,最初讨论资本问题,然后讨论人力资本问题,现在又讨论技术进步。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菲尔普斯增长率有两个,一个参与率,一个活动率。这是我们宏观经济学中没有被大多数宏观经济学著作所讲到的,他会讲到这样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与我们中国所期望的可持续增长是联系的,因此我想两位教授的演讲都会对我们加深这方面理解有所帮助。下面我们首先请菲尔普斯教授做演讲。

华民:很难说存在这么一套李克强经济学。

菲尔普斯:

我的看法是:目前中国的就业压力很大;其次,人口压力也很大,尽管人口增长率是在下降,但每年出生人口的总量还是很大;第三,资产泡沫很严重,房价畸高。如果经济增速严重下滑,那么,这三方面的问题都将无法应对。

非常感谢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大会,每次讨论中国的情况,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的时候,我总是非常地激动。中国现在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处境,如果不是中国在过去20年来非常正确选择它的经济政策,不会有目前非常好的情况,中国的幸运之处是有非常勤劳的劳动力,政府有追求繁荣和发展的迫切愿望,这使中国对外来投资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种现象显著增加在中国经济体内部的投资活动,从而也显著增长了在中国的就业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投资和就业增长这样的一种关系。

我们希望有质量的经济增长,但质量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是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的。它是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不是靠政策就可以改变的。中国在目前条件下是无法完成产业转型升级的,就算出台再多政策也不行。我们谈转型、讲结构调整已经那么多年,但只是将那些不想要的产业都干掉了,而管理层寄予希望的产业却并没有发展起来,原因何在?不是因为企业和

我在这儿不会详细介绍我运用的方法,我想指出我确定这样一个模式和分析的方法,没有考虑到货币政策的因素,这并不是意味着货币政策不会想到这方面的内容。我会在之后讨论这方面的影响。我认为美国的国内经济正在放弃,或者说出售特有的竞争优势。本来的情况是,美国工人是美国的新技术和商标的唯一受益人,这些技术和商标是美国公司拥有的,这样的情况导致美国工人工资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这对于中国的投资和技术转让,中国的工人也能够分享这些优势,导致美国的工人工资一部分出现缩水,而中国工人工资一部分出现上涨。未来美国也好,欧洲公司也好,他们向中国转让竞争优势存量已经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向下一个经济发展的阶段进行调整,也就是说中国如果希望能够赶上美国和欧洲高水平的技术水平的话,他应该进一步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推动国内政策的出台,进一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现在面临的情况和欧洲在战后一段情况是相似的,欧洲当时成功渡过这个阶段,是1950到1975年。所以如果中国也希望能够成功渡过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它需要获得这种非常复杂的管理才能,以及研发水平达到新的高度,还要进一步获得专有技术,这也就是说达到欧洲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水平。为了能够成功达到下一经济发展阶段,中国面临一个转型期,这对西欧国家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中国要建立新的水平的金融机构,能够对于好的企业提供融资的帮助,能够为有商业价值的观点提供融资的支持。美国有这种新的金融机构,总是让人非常感到意外,也许中国也会有这样的机构。

市场不响应,而是因为缺乏产业升级所必需的要素,这些要素不是通过政策可以创造出来的,而是依赖于禀赋的变化。

我想讲另外一点,关于外国经济活动水平对于中国的就业状况的影响。在过去十年甚至二十年间,欧洲处于长期的经济衰退期,在过去的三年半时间内,美国的经济从过去的投资急剧增长水平回到这样的水平,还不能说它达到正常商业水平,现在美国商业活动的水平是属于一种衰退的水平,刚才主持人提到这样两个比例,美国现在活动率,整体的就业人数占到整体工作人口的比例,低于93年的水平,而美国整体的参与率,也就是说整体的劳动力人数占整个工龄人口的比例没有达到88
年的水平,根据凯恩斯经济的观点,根据整体的有效需求的观点,把欧洲经济衰退以及美国新近出现的小规模衰退,对于中国来说是产生负面的影响。如果中国降低利率水平以防止汇率产生名义上的升值,从而避免遭受通货紧缩以及经济衰退的影响。无论如何,欧洲经济的削弱、最近美国经济出现的衰退,对于他们投资活动的衰减是一个不良的因素,中国投资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美国和欧洲低利率水平推动所产生的。我此前讲过,这种投资活动的发展将推动工资水平增长,也会推动就业的水平增长,尤其在一些新的行业和商业领域。所以,显而易见,如果美国和欧洲经济开始复苏的话,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会面临困难,因为他们的复苏将导致利率水平或者说全世界的一个实际利率的水平上升,这将导致有效需求的下降。

但是,经济增长则是可以靠政策来改变的。如果给出好的出口政策,给出鼓励人们做实体经济的政策,增长率还是可以上去的。中国为什么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道理很简单,就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缓解人口压力,防止泡沫破裂。再从大一点的角度来说,为什么需要经济增长?因为全世界富国和穷国的区别就是,前者GDP增速超过了其人口增速,人均收入水平逐步提高,而后者相反。当然,经济增长不一定就是有效增长,还要看能不能增加人均收入,增加投资回报率。但是,我们必须要强调有效的增长和做什么产业没有关系,不管是高端还是低端产业,只要能够带来就业和收入就应当鼓励。

我想讲关于经济过热和过度投资的情况,以便我们解决这两个问题。美国货币政策在过去两年多时间从来不是一个中立的政策。美国现在货币政策所导致的实际利率水平是远远低于现在平衡的经济发展道路所应该具有的正常的利率水平的,根据上个世纪60年代的新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这样非中立的货币政策将会非常快地推动就业的增长,这比其它的政策本来应该达到的水平要更快一些。所以非公立货币政策首先使就业水平不致于下降太快,这应该作为它一个政策追求的结果。中国现在由于美国低利率水平比较容易获得资本的支持,在中国也会造成就业急剧增长的情况。中国人民币汇率是盯住美元的,如果格林斯潘降低利率水平,中国也要调整利率水平以使之和美国的利率水平相适应。一些人认为事实会与我的预测相反,我们在美国没有看到通货膨胀率的增长,同时在中国也没有发现这样的通货增长。但是如果我提到负面事件出现,公司丑闻或者中东的局势干预的话,会降低通货膨胀的增长或者通货紧缩的影响。根据我本人的经验和我个人的观察,从上个世纪60年代,这些由非中立货币政策导致的通货膨胀的现象,他们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够让人们真正认识到膨胀的现象,甚至花更多的时间让人们认识它,达到通货膨胀预期的水平。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美国的低利率导致获得资本的支持,进而导致过度投资而造成的。根据我自己制定的标准理论,货币政策应该致力于稳定的实际利率水平,并且把它作为一种推动整体有效需求的刺激手段,这对于财政政策来说也是非常有效的财政刺激手段。我们要看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这些热情导致了通货膨胀,而不是财政政策导致的。这种热情加剧了投资的发展速度,这些投资是不应该获得的或者是晚一些时候才应该进行的。这样,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内部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在这个封闭体下,利率降低到足够的水平使得投资上升到足够的资本存量,就像经济学家说的那样。但是在开放的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经济体情况下,它目前没有占世界经济很大份额,实际的利率水平不能够过于低于世界的利率水平,这种世界利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和欧洲的实际利率水平来确定的,这就是说提前出现的急剧增长的资本存量不能通过降低实际利率水平来消化,还要进行第二阶段的措施,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一个重要的一点:资本存量增长。由于过度投资导致资本存量的增长,最终不可避免对就业产生一种负面的影响,这种负面应该会从一定程度上抵消中立带来的扩张性的影响。

总之,眼下中国是不能调低经济增长速度的,否则后果会很严重。再说全世界也没有一个政府会故意去调低经济增长率。

现在我讲最后一点,目前中国有过量的资本存量,即对中国政府而言过渡性的问题。因为这会很快的得以消化的。目前生产活动增长很迅速,把过量的资本存量用于建设工厂或者购买设备。这就是说,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由于所有的经济活动过热,或者由于过度投资带来的这些问题,只是一个短期的问题。在培育两三年情况下加以消化,不会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我刚才提到的是一个短期的问题,现在我们看中国面临的长期问题。中国最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错误的投资,所谓的不良投资也是指那些本来不应该进行的投资或者没有按照原来预定的方式加以实现的投资。这种在投资决策方面低效率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强它的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谢谢大家。

应量化宽松货币、紧缩财政

厉以宁:

CBF:李克强也明确表示,要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过“上限”。对于这一区间论您又是怎么理解的?

一个烟囱坏了,两个工人去修。两个人出来以后,一个人脸上很脏,一个人脸上不太脏。究竟谁会先去洗脸。大家肯定认为应当是更脏的那个人先去洗脸,不是这样的。应当是脸上不太脏的人先去洗脸。脸上脏的人看到另外一个人脸上不太脏,认为自己也是这样,不用去洗脸。而脸上不太脏的人看到另外一个人,会认为自己的脸上和他一样脏,所以会先去洗脸。这个故事的关键是什么叫脏,假定说很脏才算脏,两个人都不用去洗脸,假定说比较脏就算脏,那么两个人同时去洗脸。关键是一个脏的标准。所以我们讨论什么叫经济过热,必须先弄明白什么是经济过热的标准。

华民:设定经济增长率等下限是必需的,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能再低于7.5%或是7%,(注:7月24日,李克强已明确经济增长的底线是7%,CPI要求控制在3.5%左右。)否则就没有净增长了。所谓净增长,就是将经济增长率减去就业增长率。根据有关媒体的报道,中国就业增长率每年约为6%左右,如果维持7%的经济增长率,实际净增长只有1%。这也就是说,所有存量的已经就业的人口每年最多只增加1%的收入。在此基础上,要实现收入倍增计划,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都非常困难。

当前从第四季度开始,物价是在上涨,百分之三点几,一定要弄清楚物价怎么上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第一原因是国际因素的影响,世界经济形势看好,原材料涨价,石油涨价,海洋运输涨价,这不是中国自己决定的。我依赖进口那么多,这种紧缩有什么用处啊!应该加大对技术勘探部门的投资,你应该加快中国的能源开发啊!你应该加大中国的替代性的原材料生产,你紧缩管什么用啊!第二个原因农产品的减产,农产品减产怎么造成的,是大量占用耕地,耕地面积减少加之去年的自然灾害。耕地面积减少要采取严格的土地审批,要加大农业的增产保产措施,让农业产量增加。这种情况下加大对农业的贷款,而不是紧缩,紧缩管什么用呢!第三个造成的物价上涨的原因是瓶颈部门的约束,电力不够了,交通运输紧张了,瓶颈的制约造成结构性的物价上涨。这种情况下也是靠加大对瓶颈部门的投资来解决,紧缩管什么用呢!第四个原因跟紧缩有关系,的确局部地区局部行业有投资过热的现象,这不是靠紧缩就能解决的,关键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取消,关键在企业的改造。这样的话第四原因造成的物价上涨通过紧缩才能起到作用。要把问题搞清楚!我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我们说关键是在于经济增长的质量比经济增长更重要,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要减少能源的消耗率,原材料的消耗率,要加大技术创新,你没有技术创新,你把经济增加到零,零增长率跟去年一样吗?这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说我们一定不要把经济增长率看得比经济增长质量更重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要转变增长模式,从粗放型模式转到集约型的模式,走一条技术创新的道路。

以通货膨胀作为上限也是对的。但关键在于我们没有找到通胀的根源,近年来治理通胀也收效甚微。在我看来,开放条件下的货币政策应该盯住的不是通胀,而是流动性,中国的通胀问题是由流动性造成的。流动性过剩,更多是因为境外资本的流入,而境外资本涌入则是因为中国的紧缩货币政策,其中道理就在于,当发达工业化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时,中国却针锋相对地采取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不言而喻——当我们为了控制通胀而一味紧缩货币时,中外的息差便随之夸大了,结果央行越是紧缩,外部流入的资本就越多,流动性就越是增加,通胀也变得越严重。

我们能不能找到一条既可以减少通货膨胀率,又可能增加就业率的这么一个模式呢?有啊,很多模式可以来做,比如说我加大对能够节约能源,节约原材料的设备的制造,能够以这个既保证经济增长率又降低原材料的消耗和能源的消耗,同时还可以增加就业。下岗工人多了怎么办?我们有办法啊,我从辽宁阜新市找到资料。搞一些塑料大棚,都是为下岗煤矿工人建的,一家一个,三万多大棚生产花卉等等,每年一万多收入,工人很安定,市场农产品增加了。但是他们也有疑问,他们问我,我们是工人吗?我说,过去是现在不是了,跟工厂没有什么关系了,你们是新型的民营经济者,农业中的民营经济者,未来的投资大户,养殖大户可能就从这里面出来。他们很高兴说你看我们也有第二套住房,城里工厂宿舍是我们的,农村有塑料大棚,星期五在这儿工作,星期六星期天进厂,我到那儿渡周末去了。还有一个例子,一定要加大服务性消费,这可以不引起通货膨胀。古文物,古村落要保护,安徽南部有两个村子,西递村和宏村都是世界文化遗产,西递村是宋朝建筑,宏村是明朝保存下来的,两个村子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我向他们祝贺,但是老百姓的意见却很大。为什么?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村子必须保留原状。但是农民现在生活好了,想装空调不让,想买摩托车也不行,这像宋朝的村子吗?以前窗子都是很高的,在屋檐下面的窗子开大点,不行。农民说你们过现代生活,让我们过宋朝生活?这怎么办,我说有办法。赶快想办法把两个村子承包给旅游公司,在山后盖一个现代化宿舍,村里人可以搬进去,可以干想干的事,村子房子的产权是你的,你每月收房租就可以了,村子搬空招一批人来,训练上岗,换上宋朝的服装来提高旅游收入,就业也增长了,也不会增加通货膨胀。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原理叫木桶原理,这桶由木板组成,桶的容量由最短的木板长度决定的。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在于熟练技工的缺乏,再好的创新,再好的设计要把它变成现实,要靠熟练技工。把这个木桶做好,要把工人进行培训。这就增加了就业机会,这有利于技术创新。木桶原理是经济学原理,到处都可以用。人身上哪个器官最弱,你的生命决定于它,所以要补自己最弱的环节。研究木桶原理我们可以找出来,我们有很多办法既可以做到保证可持续增长,保证就业的增加,而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这一方法我们大家来解决,今天在座有很多企业家。对企业家讲几句话,对这种形势怎么办,我们怎么应付?有两个人到一个森林里去旅游去了,听到老虎叫,老虎来了,第一个人赶快把鞋脱了带上运动鞋,另外一个人说这有什么用,你跑再快没有老虎快,他说我比你快就行了,第二个人把袜子脱了,他说我会爬树,他爬上了树,结果老虎来了把第一个人吃了。这就叫做核心竞争力,这样就不用怕,谢谢大家。

从当前的国际环境来看,控制流动性的方法应是降息和控制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只有如此才能闭合外部短期资本流入的投机敞口、阻击热钱流入到中国。

提问:若就业是鱼,币值稳定是熊掌,您会倾向于选择鱼还是熊掌?另外具体到您,当您必须在失去工作与工资缩水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时,您会选择前者还是后者?为什么?
回答:这是根据菲利普斯曲线来的,根据零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来的,货币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是一条垂直的线,按照现代的新的理论来讲根本不存在垂直曲线。各国有各国的情况,所以这里不存在选择的问题。至于我选择什么,我说过一句话,在中国当前情况下,失业比通货膨胀更可怕。

当然,在降息的同时还需控制信贷流向。降息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境外资本流入,控制信贷流向则是为了防止资金继续流向存量资产部门、进一步推高房地产泡沫。因此,在这方面是需要央行和银监会密切合作的,央行的任务就是通过降息来阻击短期资本流入,而银监会的任务就是要通过窗口指导来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部门。如能实现这样的合作,那么中国经济才有可能实现稳增长的目标。

提问:中国现在经济增长很快,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加工厂,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回答:把中国说成是世界工厂,可以这么说,但绝不值得我们任何人感到骄傲,核心技术不在我们手里,光有产权不够啊,有一个企业跟我们说我们的机床向日本出口了,我到日本了解了一下,他买你的机床是把你这个产品当原材料看待的,我买你的成本低,关键技术是它的,到它那儿他装一个零件再出口了。
菲尔普斯:固定的汇率政策不能导致通货膨胀无休止增长,因为当通货膨胀增长率达到一定的水平,国内的价值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出口相应下降,来弥补或者抵消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整体需求,这样一种变化的影响,一个国家一个开放的经济体采取固定的经济政策,不能过度脱离全世界真实利率的水平。

CBF:在打破常规不救钱荒后,国务院还就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提出了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并出台“八条金融新政”。您认为如何才能盘活货币信贷存量?

华民:货币存量很难盘活。目前的资金已经在信贷、信托和证券化的资产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债务链——商业银行的贷款多数贷给了国企,国企拿到这部分平价资金,再高息放给了民企,部分民企又给了更缺钱的下家,资金都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还有理财、信托等,亦是类似,甚至已经进入银行表外循环。这些资金在金融系统里空转,形成的是环环相扣的债务关系,而不是被搁置起来的闲置资金。只要你把它一抽,债务链就有可能断裂,于是钱荒就有可能演变为债务危机。

还有更多的资金进入了房地产,也就是把货币换成了“砖头”,投入房地产的资金一旦变成存量资产是无法盘活的。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卖地给开发商、或是将土地抵押给银行拿到的钱已经变成了财政支出,而且大部分还是非生产性的,同样也是回不来的。

因此,存量的结还要靠增量来给它松开。只有采取放流量、限制进入存量的做法,才能慢慢地把到期的存量盘活。如果不放流量、也不对继续进入存量部门的资产加以限制,而是采取动员财政存款进行投资的做法,极有可能重蹈2009年4万亿投资的覆辙。

总之,盘活存量就是要让市场多花钱,政府少投资,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实行扩张货币政策和紧缩财政政策的组合,而不是当下所采取的紧缩货币与扩张财政的组合。采取这样的政策组合也是符合李克强经济学简政放权理念的,即政府退出,回归市场经济。这样的政策组合目前在美国、欧洲和日本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美国经济已经呈现复苏迹象,欧债危机已经走向缓解,日本经济也开始有所起色,尽管能否持久尚不可知。假如我们继续采取与全世界背道而驰的做法,只会使得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取消贷款利率下限作用有限

CBF:央行刚刚在7月19日宣布了决定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这项重大举措对于降低企业资金成本,对您之前所说的通过增量盘活存量货币会否有帮助?

华民:贷款利率的波动归根到底取决于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如果市场对资金需求不大,银行放不出贷款肯定是要降低贷款利率的;如果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很旺盛,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并不会带来贷款利率的下降。

那么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又是由什么因素来决定的呢?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因素是体制上的准入限制。中国的金融体系在体制上是二元的,国企在国有商业银行控制的正规金融市场里融资,中小企业则在非正规的金融市场(俗称“黑市”)里融资。由此产生的体制壁垒构成了广大中小企业进入正规金融市场融资的准入障碍,此制度性障碍不消除的话,对于身处正规金融市场之外的中小非国有企业而言,在取消正规金融市场贷款利率浮动的下限之后,该市场的利率是高还是低,对于场外的它们来讲并无直接的影响。所以,光放松价格管制,不取消市场准入的限制,取消贷款利率浮动下限的改革作用可能比较有限。

阵痛就是硬着陆,将导致长期衰退

CBF:中国能否像外界说的那样通过阵痛来换取长期的益处?按照巴克莱的说法:李克强经济学的政策可能让中国临时硬着陆,未来三年里,季度经济增速会降至3%,此后迅速反弹,未来10年内保持每年6%-8%左右的经济增长。另外,最新经济(310358,基金吧)数据显示,二季度GDP增速继续回落,为7.5%,半年GDP增速7.6%,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您觉得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有多大?

华民:中国经济需要的是稳定增长,所以只能采取平滑的政策,而不能是导致阵痛的政策,因为阵痛就是硬着陆。1989年日本房地产破灭后所导致的后果是连续20多年的衰退,至今都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阵痛之后的繁荣。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1989年柏林墙倒下之后的前苏联和中东欧,原本以为只要把计划经济废止后,市场自然而然就会发挥作用,其实不然,从功能上来讲,市场的确可以比计划更好地配置资源,但是市场本身却是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不可能自发形成,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形成,所以,从俄罗斯到中东欧,很多国家至今仍然因为市场制度的缺失而不能实现经济增长。接着而来的发生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再次告诉我们,阵痛之后,大部分国家告别了经济增长,逐渐掉入中等收入的陷阱而难以自拔。总结这些国家的经验,我们绝对应当避免所谓的阵痛,而是应当去寻找平滑之路。

就目前而言,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调整经济结构,这会导致中国产业体系断崖式的崩溃。淘汰现有的产业不难,如前所述,创建新的产业则很难,因为创建新的产业,既要受到禀赋的约束、又要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属于平滑调整。

我们都清楚地记得,2008年世界性危机爆发后,美国的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纷纷破产倒闭,但是一旦美国做实体经济的企业要破产倒闭时,美国政府便毫不犹疑地给予保护和支持,比如2010年美国政府对陷入破产困境的通用汽车公司所采取的拯救行动便是证明。从美国政府拯救通用汽车公司的行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实体经济不能崩溃,哪怕是像汽车制造这类传统产业,但是泡沫必须要挤掉。中国若是不挤掉泡沫,反而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来淘汰所谓的落后产业,那等待我们的只能是硬着陆。硬着陆之后,一定难逃经济衰退之厄运。

实现“三个回归”

CBF:那么,为了避免硬着陆,在您看来,总体来说,现有经济政策需要做哪些改变,还需要有哪些实质性的改革举措?

华民:中国要防止经济硬着陆和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必须要推出力挽狂澜的做法,其中最为主要的是体制改革。

基本思路包括:一是政府要停止产业规划,不要再去规定什么产业能做什么产业不能做,也就是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给社会巨大的投资空间。同时为所有产业投资提供服务,比如做好环保治理等;二是要降低资金成本,让市场有钱花。像房地产等吸收与消耗现金流量的存量部门,要控制信贷流入,创造就业和收入的产业则应该予以支持;三是重振出口。产业投资的增加必导致产能的增加,光靠内需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制造业有最小盈利规模,产量达不到一定阶段固定资本摊薄太高将造成亏损,要达到最小盈利规模,产量必须足够大,一定是国内消费所不能出清的,那就必须出口。全球制造业生产大国都是贸易顺差国,这是没有办法的。目前出口市场其实也没有问题,而是中国被别人抢走了30%左右的订单。美国经济在复苏,其进口在增长,凭什么说国际市场环境不好?此外,要回归国际市场,还应降低人民币名义汇率甚至实际汇率。

总而言之,要实现经济平稳增长就是要做到三个回归:回归市场,回归实体经济,回归国际市场。

用制度红利替代政策刺激

CBF:您对下半年尤其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可能出台什么实质性的改革举措有无预判?从此次取消贷款利率下限来看,是否意味着中央在应对经济下滑方面已有所动作?

华民: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可以视作开始缓解资金、降低资金成本的一个动作,中央可能希望通过这种办法来释放一点资金,看能不能对经济增长不断下滑起到阻击的作用,不让它掉得太快。但从目前的情况来讲,不太可能推出其他力度更大的刺激或者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因为中央已经再三强调,不会因为短期经济增长下滑而改变现行的经济政策。

其思路应该是保持政策不变,不再像原来那样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而是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来稳增长促转型。取消贷款利率下限算是一个改革的尝试,如果有用,那么政策将继续不变,如果没用,下半年会否有进一步的政策措施,还有待观察。(注:7月24日,国务院再推重大举措:将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决定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此外还确定促进贸易便利化措施。)

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或许会给出人们和市场所期待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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