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宪梓先生的演讲题为,曾宪梓先生此举是为了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

曾宪梓先生的演讲题为,曾宪梓先生此举是为了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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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上午,2007年“人大代表人大行”系列活动举行第二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港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先生为人民大学师生发表演讲。演讲由纪宝成校长主持。党委副书记马俊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郑功成,校长助理、后勤集团总经理黎玖高,校长助理、学校办公室主任刘向兵等出席了此次演讲。

曾宪梓先生的演讲题为,曾宪梓先生此举是为了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曾宪梓先生的演讲题为,曾宪梓先生此举是为了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曾宪梓先生的演讲题为,曾宪梓先生此举是为了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作为人民大学建校七十周年校庆活动之一,10月31日,全国首个助残研究基金在中国人民大学创设。该项基金由香港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董事会名誉副董事长、著名爱国实业家曾宪梓捐赠500万元设立。曾宪梓先生此举是为了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并通过该院推动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
曾宪梓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教育基金会理事长程天权,党委副书记马俊杰等出席捐赠仪式,学校有关院系、部处负责人参加仪式。仪式由马俊杰副书记主持。

曾宪梓先生的演讲题为,曾宪梓先生此举是为了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曾宪梓先生的演讲题为,曾宪梓先生此举是为了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  2006年10月29日的早上7点多钟,有一位媒体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霍英东先生去世了。听到这一消息,我脑子当时一片空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悲痛之情难以形容。对霍先生的病情我还是有些了解的,也不能说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10月27日,在北京参加十届全国人大第24次常委会期间,我曾想探视住院的霍先生,但卫生部的同志告诉我,还是不要见了,霍先生已经昏迷了。我当时虽然很担心,但也没有料到,竟然错过了与霍先生见最后一面。这真是非常遗憾。  打电话的朋友似乎感受到了我的震惊与沉默,在电话的另一头像是安慰似的继续说:霍先生虽然逝世了,但他的精神不死。  霍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的恩师。霍先生的逝世对我个人是很悲痛的事情。但是,他的精神不死。  霍先生的一生是很伟大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他是我们爱国同胞,特别是香港爱国同胞的楷模。他的思想、他的行为将影响几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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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宪梓先生的演讲题为,曾宪梓先生此举是为了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一

图片 3曾宪梓先生的演讲题为,曾宪梓先生此举是为了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曾宪梓先生的演讲题为,曾宪梓先生此举是为了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曾宪梓先生的演讲题为,曾宪梓先生此举是为了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 

曾宪梓先生的演讲题为,曾宪梓先生此举是为了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在仪式上,曾宪梓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程天权,基金执行人、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院长郑功成教授共同签署了捐赠协议。
纪宝成校长代表学校向曾宪梓先生颁发了捐赠证书。纪校长盛赞曾宪梓先生的拳拳赤子之心,对他的此次义举表示敬意与感谢。纪校长说,人民大学的学者一直非常关注社会问题,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曾宪梓先生捐赠成立助残研究基金,将对全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起到推动、促进作用。

曾宪梓先生的演讲题为,曾宪梓先生此举是为了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曾宪梓先生的演讲题为,曾宪梓先生此举是为了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曾宪梓先生的演讲题为,曾宪梓先生此举是为了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  我与霍先生的相识是很偶然的,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他热心香港的体育事业。那时,他是香港足球总会会长,麾下有愉园足球队和东升足球队等。我也喜欢足球,在愉园足球队,我认识了霍英东先生。我们相处时间并不长,但他很喜欢我的敢作敢为的精神,推荐我来掌管愉园足球队。当时香港有很多外援打球,我实在不喜欢。我认为,要发展香港的足球事业,就应该培养香港自己的球员。所以,我谢绝了霍先生的好意,申请掌管当时比较小的、霍先生自己组织的东升足球队。我提出不请外援,如果打垮了,我就解散东升队,责任我来承担,不至于对霍先生造成不良影响。  我与霍英东先生的进一步交往,是后来在香港中华总商会。认识霍先生之初,与他相比,我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商人。当时,我除了经营金利来领带,也从事一些社会活动,主要是当嘉应商会
一个当地客属商会的会长。在这个商会里,我很热心地工作,出钱出力,样样带头,对祖国的事情尤其热心。我心中始终有着一个要报效祖国的顽强信念。  我出身穷苦,是靠政府的助学金读完了中学和大学。1961年,我从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分配到广东省农业科学院,1963年经香港去了泰国。没为国家服务就走了,我觉得很内疚。  1963年5月31日,过罗湖桥时,我心情非常难受。站在罗湖桥的中线上,想到从此就要离开祖国了,我禁不住扭头回望。当时,我就暗中发誓,我虽然离开了祖国,但我一定要艰苦努力,创造财富,将来在不同的社会环境、用不同的方式回报祖国!  经过十几年的奋斗,在经济力量允许后,我就努力实现自己的这一愿望。从1978年起,我开始用实际行动体现对祖国的报效,捐了10万元人民币为东山中学建了座教学大楼。这在广东是首例。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接见了我,请我吃饭,表扬我这种做法好,希望我继续带头并发动组织港澳台同胞和华侨,都来关心、支持祖国和家乡的建设。我答应他,我一生一世都会这样做。1983年,我当选为广东省政协委员。  我当了嘉应商会的会长后,尽心尽力,爱国爱乡,旗帜鲜明。这时霍先生虽然与我认识不深,但他对我的行为很认同,认为我这个嘉应商会会长做得不错,就提出要把我从地方基层商会提拔到香港中华总商会去当副会长。  香港中华总商会是香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爱国华商社团,面对的是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霍先生为什么提拔我?我曾经问过霍先生这个问题。他说:你这个人呀,爱国,敢说敢做,说到做到,公正无私,会有所作为的。他还说,他就喜欢我的这个性格。我说:霍先生,你的作为我都看在眼里,我很佩服你。在这点上,我多多少少是从你身上学到的。  我一到香港中华总商会,他就安排我当了常务副会长,管理商会的一切事务。他这个人说话不多,但他对我的关怀和培养,我还是感受很深刻的。我在他的领导下参与工作。在他的带领下,我多次访问内地,认识了许多各省高层领导和中央领导。没有他的提拔和言传身教,我不会有今天。  在商会中,我按他的爱国爱港的精神和要求去做,尽力使香港总商会在爱国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994年,霍先生行将届满,要退出会长之位出任荣誉会长。当时香港中华总商会有十几位副会长,在我前面有很多前辈,他支持梁推荐我出任会长,当时我并不知道。梁有些担心,怕一些老前辈会有意见。霍先生却说:现在不是谁有意见的问题,看谁当会长才能发挥作用,对国家更有好处,应该这样考虑问题。于是,我当了十多年副会长后,在霍先生的支持下,我又陆续当了六年会长。  我与霍先生私人之间并无太特殊的关系。我们结识之初,我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老板。他这样无私地提拔我,支持我,就在于我们在爱国行为和思想上是一致的。他不只是对我,凡是爱国爱港的人或行为,他都全力支持。  这就是霍先生!他的爱国精神随时可见,无处不在。

演讲开始前,纪宝成校长会见了曾宪梓先生,马俊杰副书记,郑功成教授陪同会见。纪宝成校长赠送给曾宪梓先生一套《中国古代治国要论》,曾经受过曾宪梓先生资助的学生代表带来了专门为曾宪梓先生创作的书画作品,曾宪梓先生欣然与同学们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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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宪梓先生的演讲题为,曾宪梓先生此举是为了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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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院长郑功成教授向曾宪梓先生颁发了“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终身顾问”的聘书和纪念牌。
曾宪梓先生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悠久,成就卓著,培养了很多干部,为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人民大学设立“助残研究基金”,是他对人民大学表示的一份心意,也是回报祖国的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成立于2007年6月13日,是全国首家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是一个跨学科、开放型研究机构。该研究院主要依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社会与人口学院等相关院系,旨在推动残疾人事业理论和政策的研究,提高残疾人福祉,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与霍先生交往的日子里,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的爱国爱港,他的无私付出,他的敢作敢为。  我刚到香港时就听说过霍先生的爱国事迹。由于他支持新中国的爱国行为,港英当局排挤他,从不给他任何荣誉。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对香港的贡献,还是在香港的影响力,他都是首屈一指的。他的资产当时也是很大的,可以说,全香港没有人的资产可以比得上他。当时的地产商投标地产,常常要拜会霍先生,请霍先生手下留情。由此可见其影响力之一斑。可是,就是因为霍先生对新中国的支持,港英当局不仅不给他任何荣誉,而且处处排挤他,打压他。霍先生也因此在经济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他顶住压力,爱国之心不变,爱国行为不改。  我曾多次听霍先生讲起他在争取恢复新中国国际奥委会席位问题上所做的努力。当时一些西方国家排挤新中国,霍先生花了很多精力,付出了不少的金钱和心血,全力以赴,将台湾赶出去,恢复新中国在国际体坛的席位。他经常自己去找国际体坛的领导人,与他们交流,交换意见,有了感情再做工作。有些中国政府官员做不了或不便做的工作,他来做。其中所蕴涵的爱国情怀是多么深,令人感动。  我讲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那是1993年在香港举行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期间。世界华商大会,是由新加坡、香港、泰国三家中华总商会共同发起的。世界华商力量已经很强大,华商经济是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发起成立世界华商大会的目的就在于加强全球各地华商间的联系,并为华人企业家提供一个分享经验的平台,团结全世界华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对亚洲经济的发展发挥更积极的促进作用。本着这一宗旨,
第一届世界华商大会1991年在新加坡召开,与会的华商、企业家及专家学者有800多人。1993年11月,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在香港召开。  霍英东先生当时是香港中华总商会的会长,并作为筹备委员会主席,实际负责主办这一大会。这是一次世界华商的盛大聚会,有25个海外代表团出席了大会,与会人数接近千人,来自全球84个城市。事后霍先生曾回忆说,这次大会差不多全世界有代表性的华商、政要(海外华人)、侨胞,例如新加坡的李光耀,加拿大卑诗省省督林思齐,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台湾的徐旭东,泰国的陈有汉,香港的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邵逸夫等人都参加了,可说是一次空前绝后、富有历史性的聚会。  随时随地心系祖国的霍先生,在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华商大聚会上,又一次想到了祖国。他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使会议关注的视线不仅仅限于香港,而是将其进一步引向了内地,引向了改革开放的中国。他组织与会者分三条路线前往内地,一条线是到深圳,一条线是到广州,一条线是到珠海,去参观改革开放的中国。让世界华商有机会广泛参观、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这次参观影响很大,对推动外商、华商在国内的贸易、往来、投资,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这些,当时谁能想到呢?但霍先生想到了。这就是霍先生!  霍先生对祖国的深厚感情无处不在。他处处想到的是祖国的利益、祖国的发展、祖国的经济建设。他经常说:祖国不强,我们必身临其祸。大家都要为祖国的发展出力。

曾宪梓先生的演讲题为“创业人生与报效祖国”,他讲述了自己的成长、创业过程和成功后努力回报社会的经历,言谈中饱含着对党和祖国深深的感激与热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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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先生虽说是生意人出身,但是与他相处,你从来感觉不到他对利的计较。他的所作所为处处体现的是爱国与无私,无论事情是大还是小,在每一个方面,都贯穿着这样一种精神。为了国家,为了公众利益,不顾个人利益,甚至牺牲个人利益,在他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香港中华总商会,这个目前香港有着百余年历史的最大的爱国华商社团,经济曾经也非常困难。霍先生捐赠了1000万,并利用自己的所长,为香港中华总商会购得环球大厦。后来,随着地价不断增长,这一资产增值到1亿元。他将大厦卖出,为中总建立了超过1亿元的基金。中总由此成为香港最富有的商会。霍先生建立的这个基金会,对中总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很大。它为中总后来的顺利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霍先生开发广东南沙,也让香港中华总商会在那里建了一个总商会大厦。当时香港中总只花了3000万,不足之数都是霍先生出的,算做中总的投资,管理由霍英东基金会负责,中总不须再支付费用。  总之,有了霍先生的努力,有了霍先生的无私奉献,香港中华总商会彻底解决了经济困难问题。这为中总坚持自己的宗旨,爱国爱港,积极开展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祖国改革开放之初,政策刚刚允许,霍先生就带头建起了国内第一家合资企业中山温泉宾馆。那还是吃饭都需要粮票的年代。他跟我说,当时,当地人见了面包都感到奇怪。在那样一个有许多框框、很多限制的环境下,做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很高兴,他认为自己带了个好头,让国内的领导和群众了解了许多事情,符合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精神,对国家有利。  开发南沙也是这样。南沙是广东省番禺县的一个荒凉的半岛,一个沙砾冲积地带,很贫瘠。霍先生亲自到那里考察,投了很多钱,有几十亿,在那里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现在那里面貌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成了一片充满希望的热土。广东省政府和中央政府对他开发南沙的行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霍先生的这些行为都不是用钱和利所能解释的。如果说钱,以霍先生的眼光和能力,当时要把这些钱投在香港炙热的房地产上,获利一定是巨大的天文数字。如果一定要说利,那他的这些所为,都是为了国家的大利。  对澳门赌场问题的处理,鲜明地反映出霍先生在钱财这个问题上的处事原则。当澳门娱乐公司要上市时,他明确表示反对,宣布退出公司,并将全部22万股份出让,成立澳门霍英东基金会,用以发展澳门和内地的教育、医疗、体育和文化事业。那是非常庞大的而且源源不断的巨额财富呀。他不计较钱财,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凡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的事情,他都愿意做。  这就是霍先生!现在再找到霍先生这样的人,不敢说一定没有,但也是很难的了。

曾宪梓先生1934年出生在广东梅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十七岁时才依靠一个月三块钱的助学金念上了初一。这段经历让他从小便奠定了回报祖国和社会的决心,并激励他不断努力最终考取了中山大学生物系。在泰国侨居了5年后回到香港,开始了他白手起家的创业之旅。最终,靠着坚韧的毅力和对市场的把握,他终于实现了“做中国人自己的名牌”的理想。
  

年轻求学的经历让曾宪梓先生对祖国和党的栽培充满了感恩之情,当年离开祖国前往泰国临行前他对着国旗发誓,出国后一定要创造财富,回报祖国。演讲中他也多次表示“要终身感谢党和祖国对我的栽培”。曾宪梓先生也正是这样履行着自己的诺言的。他出资成立的“曾宪梓教育基金”于1992年底成立,前七年基金主要用来奖励全国的优秀教师,2000年开始转为赞助贫困大学生,基金从内地35所大学中每校挑选50名贫困学生共1750人,每人资助一年3600元的生活费。除此之外,他还多次捐助中小学教育设施,并办了三所学校。迄今为止,他已对慈善事业累计捐款6亿多元。
  

  霍先生对我人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栽培我,支持我,鼓励我,既是我的恩师,也是我人生的楷模。霍先生事业那么大,还要在不同的环境下,在不同的领域里,在不同的层面上,随时随地地、尽一切可能地为国家做事,让我非常钦佩,也一直激励着我像霍先生那样做人做事。  2006年,在我香港中华总商会第43届会长行将届满时,我对霍先生说,我准备不再做会长了。按照中总章程规定,会长可以连任两届。所以,霍先生说:再干两年吧,做满再说。我说:我已经69岁了,不能当到71岁。人家会说我霸住位子,影响中总高层的年轻化。  霍先生历来主张要将爱国爱港的企业家引到中总来,引到中总高层来,以保证香港中华总商会的爱国主义旗帜不变。我的这一决定就是本着霍先生的这一一贯精神作出的,它对中总今后的发展是有利的。我提出,要保持中总的爱国旗帜长期不变,要保持中总的活力,中总的领导者,既要公正、无私,也要年轻化。老的不退,有作为的年轻人就进不来。霍先生欣慰地看着我,最终对我表示支持。  我知道,我的所为深受霍先生的影响。在与他几十年的相处中,他的精神、他的行为早就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公正、无私、爱国也早就成为了我做人做事的准则。为此,我可以不计个人的得失。  我也要求自己像霍先生那样敢作敢为。在港英管制时代,我不怕得罪当局,敢于讲话。香港回归之前,彭定康来香港,提出个三违反政改方案,很不得人心。当时我还是刚刚参加全国人大的新兵。我带头在人大会上讲话,我说彭定康来到香港到底为了什么?是来破坏回归平稳过渡呢,还是来培养将来没有港英时代的接班人?搞这个小动作不行嘛。我讲得很激动,我说要把彭定康赶出香港。正是一大批爱国爱港的香港人士在社会上大胆地讲话和营造的社会舆论,为香港的回归和平稳过渡起了很好的作用。  1994年,我被增补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也是香港唯一的全国人大常委。  霍先生去世了,但他的精神不死。我们还在,我们还要为中国的富强做不懈的努力。  我们不能忘记近代我国屈辱的历史。我们记住历史,并不是要报仇,而是要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现在中国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是了不起的、震惊世界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共产党很伟大。中国的富强,除了靠共产党的政策以外,还要靠很多人的努力。  我曾宪梓不属于我自己。1998年我差点死了,是党和国家把我抢救了回来。当时,香港医生已经叫我家里准备后事。中央得知后,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代表中央亲自打电话给广东省委,让广东省委全力以赴,并直接打电话给广州中山医学院的黄洁夫,下令把我从香港接回北京抢救。世界新闻发表了我的病危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医疗组也认为我是必死无疑,万难生还的。当时,我的内脏差不多都坏了,肝上有九个脓点,两个肾都已经竭。经过60多天的抢救,竟然医治好了,我又从死神的魔掌里挣脱了出来。  于公于私,我曾宪梓都要以回报祖国为我一生的心愿。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终生报效祖国的一种方式,无论是从事经济发展,从事社会活动,投资内地,还是参加社会活动、参政议政。  爱国爱港,霍先生将是我一生的楷模。我会像他一样,祖国需要我做什么,我就无条件地干什么,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全心全意地干好。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我必须把我的一生贡献给祖国,这样的人生才有价值。这是我的理念。  我在国内办了两个基金会。一个是教育基金会,从1992年开始,奖励了全国7000多个优秀教师,2000年转向资助内地贫困大学生,有35所大学的1万多名学生受到资助。凡是得到奖金的,都可以另行申请生活费,每人一年3600元。一年约需要支出650万元。另一个是载人航天基金会,成立于2004年,基金有1亿元,一年奖励航天航空事业500万元。  与霍先生相比,我所做的是微不足道的,我的力量也是有限的。但是,小有小做,大有大做,只要是对国家有利,事不在大小,我都尽力而为。我年龄不小了,身体也不好,双肾坏死,做透析已经12年,现在天天需要透析。但是,
只要国家需要,我还要尽我所能报效祖国,让霍先生的精神绵延传承下去。

说到报效祖国的主要方式,曾宪梓先生认为一是发展事业,奠定经济基础;另外就是参与社会活动。曾宪梓先生从小商会会长做起到成为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始终坚持团结香港工商业者,支持祖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壮大。在十年广东政协委员任期,他则创下了一次都不曾请假的纪录,1992年曾宪梓先生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94年成为全国人大常委,目前已经连任第三届了。这十几年的历程被评价为“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人。”
  

霍英东先生祝贺曾宪梓荣膺香港中华总商会第39届会长。

讲到新中国的苦难历史,他更是激情澎湃的在会场里唱起了唱了五十多年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曾宪梓先生创业的拼搏精神和回报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听众,现场十几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曾 宪
梓作者:全国人大常委、香港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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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结束后,曾宪梓先生也对同学们的成才就业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他勉励大家要面对现实、脚踏实地,从平凡的岗位干起,一定会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人生道路。同时,他也就同学们提出的关于人才和就业选择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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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宝成校长作总结讲话,他评价这次演讲是一场亲切、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报告。曾宪梓先生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讲解了如何对待人生,对待祖国和人民,对待事业,对待挫折和成就以及对待理论知识和实践工作。他高度评价了曾宪梓先生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精神境界,认为他不愧为每一个大学生的“人生楷模”。最后,纪宝成校长用“三个人生”概括曾宪梓先生的一生:“勤劳加智慧是他的创业人生,忠诚加报效是他的爱国人生,爱心加善举是他的公益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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