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钊猷在施行中最初消除肝结核早诊早治的显要,中华夏族民共和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教授当选为该学会2000年份名气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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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第125届美国外科学会年会的开幕式上,中山医院肝研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教授当选为该学会2004年度名誉会员,这是汤钊猷院士继2002年获香港外科医学院名誉院士和2004年全国“白求恩奖章”后又一殊荣。美国外科协会建于1880年,是美国历史最长、最有声望的外科协会。“名誉会员”是该学会给予外国学者的最高荣誉,迄今共选出23个国家的67位名誉会员,除英国最多外,多数国家仅有1至2位,在我国仅香港大学的John
Wong和汤钊猷院士获此荣誉。美国外科学会主席Polk教授指出:“汤钊猷教授是一位世界广泛公认的肝癌专家,他在实验室和手术室的贡献,拓宽了有关肝癌的基础知识并提高了治疗水平;尤其在小肝癌的研究和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方面作出了贡献。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以及上海医科大学校长,对国家的公共事业也作出了显著贡献。作为一位对人民无私奉献的医生,以及在外科学术上有极高境界的汤钊猷,毫无疑问值得选为美国外科学会名誉会员”。汤钊猷在致答词中说,他的当选不仅是个人的荣誉,也是美国外科医生和中国外科医生间友谊的象征,希望通过他的当选,有助加强两国外科界的学术交流与友谊。会议期间,肝移植的创始人Thomas
Starzl, 前美国癌症协会主席Wal-ter
Lawrence等美国外科著名人士向他表示祝贺。

汤钊猷在施行中最初消除肝结核早诊早治的显要,中华夏族民共和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教授当选为该学会2000年份名气会员。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外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著名肿瘤学家汤钊猷先生当选第三届上海市教育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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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钊猷在施行中最初消除肝结核早诊早治的显要,中华夏族民共和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教授当选为该学会2000年份名气会员。汤钊猷在实践中最早解决肝癌早诊早治的关键,提出“亚临床肝癌”概念,大幅度提高肝癌疗效。也最早建成了“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在全球推广,筛选了转移防治药物,使病人受益。尽管汤钊猷在专业领域取得了诸多瞩目的成就,但他最引以为豪的还是,在与肝癌抗争的这场战役里,他亲自培养出了一支实力强劲的尖锐部队。培养学生是他最大的责任,学生也是他最大的骄傲。

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的5位医学界重量级院士——郝希山、邱蔚六、陈赛娟、周良辅、王红阳以及蒋国梁、郭小毛、沈镇宙、倪泉兴、查锡良等肿瘤名家作为出席嘉宾来到发布会现场致贺,并对汤钊猷院士的新书给予了极高的赞誉;郝希山、王振义、孙燕3位院士等欣然为科普新书撰写书评;吴孟超院士因要事不能亲自前来,特意发来贺信,肯定了“汤钊猷院士两本新书的出版,对我国肿瘤医学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必将造福更多的肿瘤病患”。发布会由中山医院樊嘉副院长主持。

严谨治学作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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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370多万字的大型学术性专著,一本150多页的科普“小册子”,是汤钊猷院士在严峻的肿瘤防治形势下,对医生和患者的两种表达。癌症是一个全球性公共健康问题。近三十年来,世界癌症发病数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3/4的新增病例发生在如中国、印度、墨西哥等这些新兴工业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据2008年卫生部发布的第三次全国死因调查数据显示:恶性肿瘤已成为城市的首位死因(占25.0%),农村的第二位死因(占21.0%),城乡居民恶性肿瘤死亡率呈持续的增长趋势。近年来,随着恶性肿瘤诊断和治疗手段的进步,以及生物技术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在恶性肿瘤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诊治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反思。汤钊猷院士借着这一本大书、一本小书将肿瘤学的最新全貌和融汇东西方思维的抗癌新策略向广大读者娓娓道来。

而汤钊猷同样铭记着我国普外科奠基人沈克非教授为自己改论文的细节。汤钊猷回忆说,当年自己写了一篇文章,仔细改了很多遍才交给沈教授。但是一周后,文章却被退了回来,上面满是红字。而文中出现的“大概”二字,更是遭到了沈教授的质疑:“科学论文怎么能出现‘大概’呢?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正是这样“严谨”的治学精神,一代传一代,成为老师给予学生们最好的人生礼物。

汤钊猷院士,从事肝癌研究40余年,临床经验丰富,学术造诣高深,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是肝癌早诊早治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小肝癌研究的奠基人。从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汤钊猷带领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的医务人员向肝癌发起了“三大战役”,历经40余年的坚持不懈和卓有成效的努力,从“进一个死一个”到最长生存42年,创造了治疗肝癌的“世界奇迹”。他创用甲胎蛋白动态分析发现了大批毫无症状的“小肝癌”患者,肝癌早期发现、早期诊断的概念和方法由此确立,使肝癌有效治疗的时间大大提前,并在国际上最早提出了“亚临床肝癌”的概念;他逆向思维,创造性地提出“不能切除的大肝癌缩小后切除”,这一方法被成功地运用于临床;为进一步提高肝癌切除后的生存率,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又向“肝癌转移复发”宣战,在国际上最早建立高转移人肝癌模型体系。经过这三个阶段的攻关,肝癌病人术后5年生存率从60年代的4.2%,提高到90年代以来的41.0%,使肝癌由“不治之症”变为“可治之症”,挽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汤钊猷院士还及时将研究成果编撰成书,著述颇丰,曾主编中英文专著8本、参编国际专著11本,发表论文600多篇。

汤钊猷对学生的严格要求还体现在细微小事上,就拿开会来说,尽管事务繁忙,但无论是主持会议还是参加会议,他总是准时到达,他的学生也因此养成了守时的好习惯。

汤钊猷院士现任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曾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国际抗癌联盟(UICC)理事、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主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汤钊猷院士曾两度获得我国最高的科技荣誉——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获美国癌症研究所“早治早愈”金牌,由此奠定了我国在肝癌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汤钊猷院士还曾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中国医学科学奖、中国工程科技奖和吴阶平医学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白求恩奖章。2005年还当选为大陆唯一的美国外科协会和日本外科学会名誉会员。

创新思维育后人

中山医院肝肿瘤外科副主任周俭这样评价汤钊猷:“他的思想永远领先你一步。当绝大多数人刚爬上三楼的时候,汤钊猷已经在十八楼上‘观风景’了。”

先人一步的思维和不惧风险的创新,是汤钊猷一生不曾停歇的课题。他用自己的行动鼓励学生:“一名外科医生如果只会开刀,即使开得很好,一辈子最多也只能看几千个病人;但如果他不仅医技精湛,还能在科学研究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不断推进医学科技进步,那就能造福无数病人,能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在汤钊猷看来,提高疗效,医技是基础、医德医风是灵魂,而两者完美结合,创新则不可或缺。

为了满足病人的需求,汤钊猷带领着团队在肝癌研究领域不断争取突破。中山医院组建“肝癌小组”之初,医生们几年里就眼见了几百个病人死去。他说,他没有理由对当时已有定论的“肝癌病人只能生存3-5个月”无动于衷,甚至今天拥有了小肝癌切除10年生存率40%、大肝癌切除10年生存率20%如此的国际领先水平,他还是感觉没有理由心安理得。“我们每年都应该有一点新的东西”,这句话也因此在肝研所“传”了三代人。

对于眼下重论文、轻临床的职称考评体系,汤钊猷教授认为:“现在许多医生都很注重写论文。论文的确需要写,但无论你的论文在哪里发表,如果病人的疗效没有因此而提高,那论文就是废纸。提高疗效,永远是衡量医生的金标准。”

从自己成长与成才的经历,汤钊猷认为辨证思维对一名医生极其重要。重视第一手材料,重视综合分析以抓住疾病本质,去伪存真,重视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等,就有可能化“繁”为“简”,变“难”为“易”。汤钊猷教授在肝癌研究中始终贯彻了哲学辨证思维。从小肝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到不能切除肝癌缩小后切除;从肝癌裸鼠模型的建立,到肝癌转移复发的深入研究。他还撰写了大量肝癌研究创新哲学的文章,刊登在《自然辩证法》、《医学与哲学》等杂志上。

甘当人梯塑团队

虽年过八十,汤钊猷教授仍然活跃在医教研第一线,领导一个小组,带领博士生从事肝癌转移课题的研究,每两个月定期给研究生开组会,直接指导他们的研究工作。难能可贵的是,无论学生什么时间给他发邮件,他总能当天晚上或第二天一早亲自回复他们,解决他们在研究上或生活上遇到的问题。

有人问汤钊猷:“这样培养研究生,不是要花去你太多的心血吗?”他说:“我一方面培养学生,一方面也在促使自己进步,从他们身上学到的许多新东西比我给他们的还多。”这就是汤钊猷严谨的作风和谦虚的为人。

汤钊猷认为,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亲自为每一个病人动手术,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出一支德才兼备的团队。为此,他更关心如何让更多年轻人脱颖而出。他甘当人梯,放手培养,给年轻人充分的实践机会和发挥空间。眼下,汤教授带领的肝癌研究所已形成由“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第三梯队”组成的强大集体,拥有肝肿瘤内、外科和设备完善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由起初的“七八条枪”发展到今天的上百人,拥有肝肿瘤内、外科和设备完善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他所建立和领导的肝癌研究所已经走过了40余年的历程,成为我国乃至国际上重要肝癌诊疗中心、学术研究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肝癌研究所已有较年轻教授领衔获得国家级奖项:樊嘉教授因肝癌门静脉癌栓机理与防治获200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汤排第8),钦伦秀教授因肝癌转移机制的新发现获2010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汤排第3)。

“我再能干也只能是一个人,只有不断培养人才,一代接一代地努力,才能最终战胜肝癌,让更多的患者幸福生活!”汤钊猷告诫医生同行说,要“多看一些伟大的东西”,包括文学名著、古典音乐、名山大川等等,培养宽广的胸怀,使自己能够善处逆境,能够团结人,乐见一代更比一代强。

2007年汤钊猷教授被评选为上海电视台“《走近他们》年度十大人物”,在颁奖典礼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颁奖嘉宾是他的6个学生代表。提起他们的导师,学生们感慨不已:“恩师常说他时常被一些伟大的东西所感动,而体现在他身上的‘伟大的东西’同样也时刻感动着每一个学生、每一名病人。”

桃李天下尽英豪

汤钊猷自1984年担任博士生导师,至今共培养研究生64人,其中4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学生中多人成为国际或国内著名医院/中心的教授、院长和学科带头人、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973首席科学家、学会主任委员、国家级奖项领衔获得者。担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期间,他在医学院校最早开展“破格晋升”,对高等医学教育的改革和研究生教育的战略地位有独到见解,重视人文精神;他善于通过科研带动培养,既完成科研任务(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三等奖),又使学生在实战中提高。虽年过八十,仍领导一个小组和博士生从事肝癌转移研究,每年均有高质量SCI论文发表。

汤钊猷主编专著9本,英文版《亚临床肝癌》被著名肝癌外科学者James H.
Foster誉为肝癌的里程碑著作。连续三版为国际抗癌联盟(UICC)《临床肿瘤学手册》撰写肝癌章节。2010年国际肿瘤转移协会主席主编《Cancer
Metastasis: Biologic Basis &
Therapeutics》一书,邀请汤钊猷编写其中的肝癌章节。汤教授发表SCI/SCI-E论文288篇(其中第一/通讯作者122篇),在肝癌研究领域全球排名第3(大陆第1),他引5,649。提起这些成就,汤钊猷经常骄傲地说,这些成绩都是他的研究生做出来的。他反复多次强调,不能说是“他”的成绩而应该说是“他的团队”的成绩。他曾任两届UICC理事,两届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主席,7届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主席,90次在国际会议作特邀演讲。任10本国际杂志编委(2本亚太区主编)。当选为美国和日本外科学会名誉会员(均为大陆唯一)。

汤钊猷重视学科梯队建设,为了给国家培养更多的肿瘤学专业人才,主编《现代肿瘤学》专著。该书迄今已经出版了3个版本,累计被引用了800余次,1998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如今,汤钊猷去外地讲学,常常有外单位的医生或研究人员上来请求跟汤教授合影,他们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汤钊猷,我是读着您的《现代肿瘤学》走进肿瘤研究的大门的”。为了培训来自全国各地的临床医生,他每年都主办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肝癌临床进展研讨班”,无私传授宝贵的临床经验。许多学生动情地说:“他不仅教会我们治学,还教会我们如何做人,是他身体力行的白求恩精神和人格力量震撼着我们,他不愧是一位好老师,是我们年青人学习的楷模”。

汤钊猷还特别重视医学软实力建设,著有《医学“软件”》一书,还为研究生、导师、青年医师进行了10多次有关医德医风、科研思维等的演讲,以帮助医学领域的后来者解决医、教、研领域的疑问。

为鼓励中青年学者投身于肝癌研究事业,汤钊猷教授捐出个人所得奖金,设立了“汤钊猷——上海建行肝癌诊疗奖励基金”,以奖励有突出贡献的年轻人。作为全国重点学科——“肿瘤学”的学科带头人,汤钊猷通过肝癌研究带动了复旦大学预防、病理、免疫、病毒学以及影像学等一系列学科的发展,是预防、基础及临床学科协作攻关的一个成功典范。近五年,复旦大学的肝癌研究论文发表总数居全球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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